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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和中山装的区别是什么呢？

早在清朝后期，鸦片战争之后，西装作为外国服装，就已经传入了中国。不过当时的国人比较传统，穿西装的并不多。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始，有些留学生开始穿着西装。后来由宁波人李来义在苏州创办了第一家西服店。

而中山装并未舶来品，而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服饰。

1919年的民国，到上海的亨利服装厂，委托裁缝把一套英国的陆军制服改装成为便装。

在改装的过程中，这套衣服吸收了中式服装和西装的一些特点。显得精炼，简洁，并有中国传统服装的特点。

由于当时在中国的影响力比较大，很多人模仿他的穿着，从而在这套衣服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成了当时很流行的一款服装，并被称为中山装。

那么西装和中山装的区别是什么呢？

西装一般都是普通翻领的，而中山装是立式翻领的。西服有暗袋，一个在左胸，然后衣服两边各有一个暗袋。而中山装是有4个明袋。中山装的前襟有五个扣子，而西装多为两个扣子或三个扣子。

中山装这样设计是有讲究的，四个明袋，代表国之四维。前襟的五个扣子，代表五权分立。而袖口的三个扣子，代表着三民主义。

在民国时期，中山装其实也是革命和进步的代名词。

中山装的流行一直维持到解放后，甚至是改革开放后。原来随着衣服款式的多样化，中山装慢慢地退出了主流市场。

服装品牌排行榜是怎样的？

1、范思哲

范思哲创立于1978年，品牌标志是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美杜莎（Medusa），代表着致命的吸引力。来自意大利知名的奢侈品牌范思哲（Versace）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时尚帝国，代表着一个品牌家族，它的时尚产品统领了生活的每个领域，其鲜明的设计风格，独特的美感，极强的先锋艺术表征让它风靡全球。

2、BURBERRY

巴宝利 (BURBERRY) 是英国国宝级品牌，也称巴宝莉，由当时只有二十一岁的英伦小伙子Thomas BURBERRY一手创立。

100多年来，巴宝利 (BURBERRY) 成为了一个最能代表英国气质的品牌。巴宝利由英国人Thomas Burberry创于1856年，Burberry以经典的格子图案、独特的布料功能和大方优雅的剪裁，成为英国传统的代名词，成为“一战”英军的征衣和英国皇室的御用品牌，在字典里甚至用Burberry来代表风雨衣。

3、雨斯

HUGO BOSS是世界知名奢侈品牌，源于德国，主营男女服装，香水，手表，及其它配件。第一款BOSS香水于1993年推出。HUGO BOSS中国地区官方网上商城已经在2013年上线。BOSS品牌的消费群定位是城市白领，具体又细分为以正装为主的黑牌系列(Black Label)，以休闲装为主的橙牌系列(Orange Label)和以户外运动服装为主的绿牌系列(Green Label)。

4、纪梵希

纪梵希(Givenchy)是来自法国的时装品牌，优美、简洁、典雅是纪梵希最大特点，纪梵希最初以香水为其主要产品，后开始涉足护肤及彩妆事业。在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的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名列第411位。

5、唐可娜儿

唐可娜儿（DKNY） Donna Karan New York缩写的中文音译，它是设计师Donna Karan在1988年推出的品牌。唐可娜儿（DKNY）时装是美国都市风尚的典型代表，它以前卫、时尚、休闲的特点，映射着纽约人多样的文化与不同的生活方式。其设计师唐可娜儿（DKNY）与卡文克莱和拉尔夫劳伦一道，被人们共称为"美国三大时装设计大师"。

中山装的形成发展

1919年，请上海亨利服装店将一套英国陆军制服改成便装。这套便装在保留军服某些式样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式服装和西装的优点，显得精练、简便、大方。由于先生的提倡以及他的名望，这种便装式样很快流传，经过不断修改，发展成为中山装，并成为中国男子普遍穿用的服装。

关于中山装的来历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如有的说是1912年在广州问世的，有的说是由日本铁路制服改制的。这里提到的黄隆生是一位越南的华侨，开有一家洋服店，1902年，到越南筹组兴中会，一次到黄的店购物。黄得知这个顾客就是时，当即要求加入兴中会，为革命出力。

中山装就这样在1912年就被定下了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革命领袖和革命干部都穿中山装，人民群众也以这种服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欢迎。于是中山装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成为了中国男装一款标志性的服装，即使是在如今的T型台上依然能见到由它演变而来的时尚服饰。 在清朝（1644年～1911年），受剃发易服影响，中国男子都是被迫强制，按照满族的式样梳理头发，穿衣戴帽，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之初。虽然中国已步入了近代史的征途，但传统服装仍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服装仍沿用着传统的长袍、马褂、瓜皮帽等式样。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建立北洋武备学堂，聘德国教官训练，军服也参用德式，夏用黄卡叽布、草帽，冬用黑呢衣裤帽。

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亦仿德制编练自强军，“令其悉照洋法操练，并其行军、应用、、器具、营垒、工程、转运、医药之法，亦俱仿之”。与此同时，袁世凯采用德操编练新军，官弁军衣靴鞋均仿德式，颜色一律纯用黑色，“在营军衣均须窄小，尤须大众一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后不久，传统服式开始受到外国服式的一些影响，当时的《奏定学堂章程》记载: 各省学堂冠服一端，率皆效仿西式,短衣皮靴，文武无别。仿效西洋式样的新军军官军服,全国推行新式陆军训练军制改革是清末改制的一项。

清末新军出现了一些改变，1905年清末新军军服改革,基本上是照搬了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军服制度和军衔制度。鉴于清新军改换日本军服后,长辫无法塞入军帽中,影响射击的准确性,练兵处建议准予军士剪辫。《大公报》趁此时机,再次发起剪辫易服的讨论。清政府为了不给舆论以剪辫易服的口实,竟下令士兵将发辫盘于军帽之中。 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它象征着清王朝的彻底崩溃和一个时代的终结。辛亥革命以后，中山觉着当时的服装不足以显示辛亥革命成果，而当时觉着也应当有一个代表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成果的服饰，于是先生便结合西服和一些特殊含义创造了中山装。

中山装是中国现代服装中的一个大类品种。其上衣的左右上下各有一个带盖子和扣子的口袋，下身是西裤，这是辛亥革命后流行起来的欧洲军服，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做临时大总统时穿用而流行于世，故称中山装。它具有我国民族的特点，穿着简便、舒适、挺括，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制定国民党宪法时，曾规定一定等级的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

中山装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资料称，中山装原由当时的军装改制而成的。1919年，先生在上海居住时，有一次，他将一套已经穿过的陆军制服拿到著名的亨利服装店请裁缝改成“便服”，改成“便服”后仍有点像英国军制服。但在便服中，它既非“唐装”，更非“西装”，店员便为之起名为中山装。当时的中山装背面有缝，后背中腰有带，前门襟钉9个纽扣，上下口袋都有“胖裥”。由于先生在海内外声望很高，这种服式便不胫而起，迅速流传全国。

另一说为粤版。说是1923年任广东大元帅时，以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设计，在自1902年在河内筹组越南兴中会时即追随他的老裁缝黄隆生的协助下，制成了第一套中山装。这一说法大体可信，细节未必可信。孙氏广东人，广东人向来视南洋为第二故乡(陈嘉庚在其回忆录里亦有如是表示)，南洋企领文装与广东便服十分近似，因此产生一种广东版的中山装自然比较靠谱。《北洋画报》1929年5月14日第318期有一篇妙观的《中山装之起源》谈到：“昨晤自南来某要人，为述民党制服之起源，始恍然于所谓代表三民五权等说，均属牵强误会。某之言曰：‘昔先总理在粤就大元帅职后，一日，拟检阅军队，欲服元帅装，则嫌其过于隆重不适于时，西服亦无当意者，正检阅行筐中，得旧日在大不列颠时所御猎服，颇觉其适宜，于是服之出，其后百官乃仿而制之，称之曰中山装，至今式样已略有变更，非复先总理初时所服者矣。’云云。某君随侍中山多年，其说当不虚也。”

其实，更为靠谱的，应当是中山装源于学生装。初期的学生装多仿效日本学生装诘襟，而日本学生装用的是日本海军装，日本海军装是学的欧洲军装。在日本多年，喜欢穿日本学生装。故1926年11月，《良友》画报出《先生纪念特刊》时，刊登的照片的介绍就径说：“先生喜服学生装，今人咸称为中山装。”《申报》1926年5月5日第21版消息《三友实业社职员改装》：“其服制分甲乙二种，甲为中山装，即学生装，乙为世界装。”甚至在一些重大时政新闻中，也作如是观。《申报》1928年7月19日第8版《蒋昨续在北大讲演》：“今日九时半，蒋学生装到北大对各界讲演，听众千余，首讲打倒军阀……”作为的继承人，穿的当然是最正宗的中山装，可是报章也直书其为学生装。 关闭式八字形领口，装袖，前门襟正中5粒明纽扣，后背整块无缝。袖口可开叉钉扣，也可开假叉钉装饰扣，或不开叉不用扣。明口袋，左右上下对称，有盖，钉扣，上面两个小衣袋为平贴袋，底角呈圆弧形，袋盖中间弧形尖出，下面两个大口袋是老虎袋（边缘悬出1.5～2厘米）。裤有三个口袋（两个侧裤袋和一个带盖的后口袋），挽裤脚。很显然，中山装的形成在西装基本形成上又揉合了中国传统意识，整体廓形呈垫肩收腰，均衡对称，穿着稳重大方。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式。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先生是中山装的创始人。

1923年，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襟式短衫褂，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也很适用携带随身必需品。

协助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面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黄隆生随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先生设计中山装时， 曾请他帮同规划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以前流行的说法是：作为中国新的民族服装。孙文或国民政府阐述该服装的思想和政治含义：衣服外的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前襟的五粒纽扣和五个口袋（一个在内侧）分别表示先生的五权宪法学说（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还有监察权在领口（纽扣）和内侧（口袋），以彰显监察权的人民监督作用）；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衣袋上面弧形中间突出的袋盖，笔山形代表重视知识分子，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有关中山装的三民主义、国之四维、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流传甚广，方兴未艾，已经成为大陆高中历史课堂甚至社会上流行的“常识”。然研读所有相关论著，始终未发现有支撑史料。专攻民国风俗文化的南开大学李少兵教授，著名研究专家、中山大学纪念馆原负责人余齐昭都不以为然。

江苏师范大学薛伟强博士于2014年做了全面深入的考证，基于民国时期大量官私文献的梳理检核，没有证据支持或国民政府曾赋予中山装特殊的政治含义。民国时期中山装的流行既包含政治原因，也有现实合理性。国家权力的规训、引导是主要的外因，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是主要的内因，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渐进过程，但其中并不存在所谓特殊的政治文化。1929年，虽然民间曾经出现过一次中山装象征“三民五权”的说法，但其后一度中断数十年，直至民国结束未曾在文献中再现，说明在民国时期知之甚少、不被社会认可。

通过建国后大量文献和史实的排比分析，中山装所谓的特殊含义复杂的演变过程昭然若揭。新中国建立40多年后，其自1992年夏林根为始作俑者，不过4年，便由科技记者谭经望臻于大成。新世纪初，电视媒体、官方教科书、服装公司及地方政府等先后大力宣扬，所谓中山装的三民主义、国之四维、五权宪法等政治文化蕴涵终于成为流行的“常识”。然而，在此期间，相关言论绝大部分出自旅游、科技、服装、文学等领域从业者，而且始终没有哪怕一条史料支撑，包括其中唯一的一篇由历史学者撰写的专业研究文章（ 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

考虑到台湾政府与的特殊关系，作者也专门电邮咨询了台湾的陈永发、古伟瀛等知名历史学教授和专家，他们大部分阅信前连中山装的“三、四、五含义”都从未听闻。台湾教育研究院的同行萧忆梅博士回复说：“关于中山装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应该是没有明载在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的, 至少在历史教科书是确定没有的”。 至此，我们可以比较稳妥的认定，所谓中山装的特殊政治意义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最多可以视为民间娱乐版。 中山装是设计而成的，目的是为现代中国人提供轻便的工作兼社交服。本身只说明推广中山装的原因，但没有讲清楚其主要灵感何来？以下简介中山装起源的三种说法。

有关中山装的创作灵感，最常听到的说法是来自南洋华侨的企领服。它指出在1902年起越南筹建兴中会分会，委托河内一来自广东的裁缝黄隆生生产第一套中山装。采当时南洋华侨流行的企领代替西装的硬领，又将企领服的三袋改为四个，可放笔记、纸笔及工具等东西以方便学习或工作。

此外，也有人指出中山装的主要参考来自中国。源出中国说再分广东便服说及宁波服便服说。两者均认为从中国地方便服为基础，加入西装的硬领及多袋等特色而成。有考证指出1916年托宁波（荣昌祥）裁缝王才运裁出第一套中山装。《中华文化习俗辞典》折衷南洋华侨说及中国说如下：“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於衞生，便於动作，易於经济，壮於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

南洋华侨说及中国说都似乎有意不提日本的影响。老实说什么南洋企领服、广东便服、宁波便服、甚至西装都不太像中山装，彼此的关系应该不会太密切。最像中山装的是日本校服及陆军士官服。及革命党在日活动时间不短（曾留日者众）。据说委托日本华侨张方诚设计了中山装的草图，然后返上海后，于1916年命王才运依图生产。亦有一说是1919年将自己穿过的日本陆军服拿去上海的亨利服装店改为便服，成为中山装的起源。

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 八年级 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中第八课《辛亥革命》（P39附录）中的介绍，中山装的样式基准来自当时日本的学生制服，依旧能看出两者的相同之处

红帮文化的红帮发展

19世纪末期，奉化民间中流传“三把刀”，即裁缝、厨工、理发。当时许多奉化人为谋生，纷纷离乡背井外出寻找活路。奉化剡江、金溪两岸的江口、王溆浦、前江、南渡一带以裁缝营生者最多。他们三五成群，或单门独户用一把剪刀、一把市尺、一柄烫斗及针线粉团打上包袱，历尽艰辛向外闯荡，大都流向沿海一带城市如宁波、上海、南京、青岛、天津、哈尔滨，有的还转向朝鲜、日本、香港及东南亚等地，为人裁布缝衣。

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于是，诸多大使馆、领事馆、租界、商埠、办事处、洋行等海外的机构或团体亦应时而生，自然牵涉到这些外国人的衣着问题。于是，一些外出谋生而头脑灵活的本帮裁缝，便不做原来的长袍、马褂、对襟衣了，开始做起西服来。且生意不错，渐渐发迹。当时凡替外国人（俗称红毛人）做西服的那些赶时髦的裁缝，便是红帮裁缝。

江口前江村的江良通、王溆浦村的王睿谟曾相继东渡扶桑，见习西装裁缝，掌握了制作西装技艺，1896年后，他们先后在上海开设了“和昌号”和“王兴昌”洋服店，这是奉化裁缝在中国最早开办的西服店，他们传子带徒，逐渐形成了松散的“红帮裁缝”团体。奉化裁缝的特色在制作质量上很讲究精工细作，又有一套裁剪、缝制、因人而异的过硬本领，很受时人赏识。1904年王睿谟化三天三夜时间用手工飞针走线为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徐锡麟缝制一套西装，成为我国服装界的一个创举；1916年慕名来到王才运开办的“荣昌祥”西服店，要求以士官服为基样，改制成直翻领，四贴袋，五粒扣的新式服装，王才运操刀裁剪制作，不上三天就完成，孙先生非常满意，被后人称为“中山装”，誉为“国服”。“红帮裁缝”因手艺精湛而走红，名噪天下，不仅创造了中国服装史上的三个第一，还造就了一大批西服制作的优秀人才。“红帮裁缝”为了扩大门庭，不断从奉化乡里招去同族同乡以及周边乡村子弟收为徒弟，当时“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最盛时职工多达100余人。南京路共有八家西服店，其中七家为奉化人所开，在上海奉化籍西装店就有100多家。“红帮裁缝”开设的西服号，大都前店后作坊，工贸合一，主营西装，兼营衬衫、领带和各类鞋帽，形成服饰系列，这是“红帮裁缝”经营的特色。

王才运先生出身贫苦，素有反帝爱国之情。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领导“五卅”商界罢工。1925年的“五卅”惨案就发生在“荣昌祥”店面附近，王才运先生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学生的，立誓抵制外货，拒绝与外国人经商。而当时制作西服的呢绒面料都是进口的，做西装大多又得与外国人打交道，王才运先生为实现不卖不买洋货的诺言，毅然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他的得意门生、外甥女婿王宏卿经营。并把多年苦心营织起来的资金，以分红形式，赐给追随他多年的门生。

他的门生得此厚资，纷纷自立门户，开设西服店。

先后离开“荣昌祥”开厂开店的奉化人有：

王才兴、王和兴兄弟于南京路807号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

王来富于南京路815号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

王辅庆于南京路791号开设王顺泰呢绒西服号。

王廉方于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

王士东、周永升于南京路775号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

王正甫、王介甫兄弟于广西北路346号开设洽昌祥西服号。

王继陶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429号开设汇丰西服号。

孙永良于贵州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

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店。

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店于重庆路。

王飏庆开设中华皮鞋股份有限公司于南京路、河南路东首。

周毓字开设华东皮鞋店于南京路777号。

于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南京路上蓬勃发展的西服业，几乎被王才运的亲族和门生所垄断。一时间，上海南京路成了奉化西服业一条街。这些企业大部分成为上海的名牌商店，对南京路上的繁荣，中国西服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此，“红帮裁缝”已完全形成。

“荣昌祥”自王宏卿接手后，悉心改良经营管理，开拓了团体制作业务，如承接铁路员工号衣，航空军校制服，发展军服、雨衣等业务，并扩大呢绒批发，使“荣昌祥”更加兴旺发达，全盛时资产达50万元之巨，在众多师兄弟的竞争中仍为上海西服业之冠。

“红帮裁缝”在上海成名后，随着上海西服业的兴盛和店铺、技师的饱和，“红帮裁缝”便向外开拓生存空间，他们有的北上东三省，南下厦门港台，有的西进中原武汉；有的还跨出国门，远涉重洋，到北美、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开创基业，施展才华，他们的足迹遍布北京、南京、重庆、青岛、大连、广州、厦门、海参威等地。目前，在港、澳、台地区和国外，尚存许多“荣昌祥”的第二代、第三代门生。比如香港陈才荣开设的“益昌公司”，王定海开设的呢绒服装公司等等，均颇有影响力。 从而把祖国的服装文化，深深地融注到西方世界。

“红帮裁缝”谋业各地都有不少建树，事业成功都不忘造福桑梓。他们爱国爱乡，急公好义，资助公益，兴办慈善，泽被故里。如王溆浦村王才运、前江村的江辅臣等。王才运在上海被称为“模范商人”，他是一位爱国的“红帮裁缝”代表。他在租界内最早发起成立商界联合会，并任第一届会长。他积极支持“五四”运动，为维护租界内中国人合法地位与应有权利进行斗争，带头抵制洋货，提倡国货，是实业救国运动的倡导者。他乐善好施，出巨资在家乡王溆浦兴办各种公益事业，如出资修筑乡里最大的水利设施——外婆石契，疏浚溆浦河，建造“寿通桥”，助田100亩作为溆浦学校田，供贫寒子弟免费读书，还出资筹建了“奉化孤儿院”等等。江辅臣是江良通之子，在上海发达后，在家乡助田123亩，助银16000元建造了远近闻名的“锦沙学堂”；还建桥、修路，捐助平安会等，为四邻八姓传为佳话。

第一、二代“红帮裁缝”以一把剪刀，剪出了奉化人缤纷多彩的人生世界，开创了中国民族服饰文化先河，他们是中国服装界的骄傲。 第一、二代红帮裁缝为中国服装行业树立了丰碑。解放后第三、四代红帮传人承传了红帮精髓而胜于红帮。

第三代红帮传人余元芳是奉化白杜人，解放前从师于上海王才运门下，从小练就“红帮裁缝”工艺三大绝技“目测量衣”、“抽丝补调”、“特型矫正”。解放初在上海开设“波纬西服店”，为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做了新中国第一套西服，后经陈毅市长推荐，将余元芳和他的“波纬”调迁北京，改为“红都服装公司”，先后为许多外国元首、驻华领馆人员和共和国许多党和国家***制作服装，被誉为“服装国师”和“西服国手”。许多外国来宾称赞他做的西服比英国牛津的还好。他为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及其妻子，王子“目测量身”做的西装非常合身，亲王惊叹余元芳是“他见到过的最好的服装大师”，还特地把一只镂花银盒子送给余元芳作为纪念，传为佳话。余元芳作为“红帮”在新中国的代表和领头雁，为祖国的服装文化辛勤耕耘作出了卓越贡献。几十年当中，他带出了一批批技艺高超的徒弟，这些徒弟经过再传，把“红帮”技艺融会到中华服饰文化大海，使红帮服饰文化发扬光大。第三代的红帮传人又为中国服装行业树起了第二座丰碑。

榆林村人陈志康，继余元芳之后，续任北京红都服装店经理。他领导“红都”师傅专为中央首长、外国要人和驻外使节定制西服。他本人手艺高超，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国家警卫局要“红都”赶制一套为主席最后穿着的中山装。他立即率服装师研究，由于已不能量体制衣，所以只好找来旧衣参考，并用目测法制成。如今，毛主席躺在纪念堂里穿着的一套银灰色中山装，就是陈志康等人的杰作。李鹏出任总理后，他的衣服基本上由陈志康一人包揽。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一家，也曾找陈志康制衣，建立了一定的感情。莫尼克皇后生日，西克努克特地打电话请陈志康参加生日宴会。

精湛的传统工艺，使“红帮”日益焕发光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红帮”的故乡，勃发了服装工业的青春。凭着历史的渊源和奉化裁缝的技术优势，奉化市相继办起了西装、时装、羊毛衫、针织、衬衫、羊绒服装、裘皮服装等诸多颇具规模企业，至今全市有服装企业200多家，从事服装业人员占全市从业人口的四分之一，服装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

新生代的红帮传人不仅仅守成，而且大胆创新，把红帮的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结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交融，使“红帮”的故乡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1991年罗蒙西服以“用料讲究、款式潇洒、线条明朗、造型优美、风格独特、漏验率为零”称雄西服业。法国前总统看到中国官员和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所穿服装款式新颖，色泽宜人，从质地到工艺都是世界一流，误以为这些服装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当得知这些服装均是奉化服装厂生产的，密特朗总统顿时赞不绝口，连称“这是真正东方艺术，真正东方艺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奉化的服装企业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档次迈进，特别在近几年来，罗蒙、爱伊美等服装企业相继引进了世界一流先进设备和成套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并革新工艺，2000年罗蒙成功研制了“绿色环保型无粘合衬西服”被法国科技质量监督评价委员会推荐为“高质量科技产品”，并被列为“欧盟市场销售目录”，打开了通向欧盟市场的大门。目前一个更高层次的集团型、系列化、多元化、信息化、名牌化、个性化、国际化格局正在奉化形成。奉化服装在全国服装行业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她已拥有超一流的大型集团公司，拥有“中国驰名商标”企业，拥有“中国名牌”称号企业，其中罗蒙集团是“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企业”、“中国最高利税企业”“中国最大出口创汇企业”。罗蒙品牌全国市场综合占有率雄踞中国服装业名牌企业的第二位。而且罗蒙以自己的品牌进入了欧洲和美国市场，开创了以民族品牌融入世界名牌服装之林的先河，这又是奉化人的骄傲。

红帮文化已不再仅仅是红帮人的文化，而成为奉化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精神在不断的延伸。其中第四、五代红帮传人的代表盛军海、盛静生、傅志存等的成功业绩就是最好的诠释。红帮文化已成为中国民间服装艺术的一种象征，它是“真正的东方艺术”，它又在不断的升华。

红帮作为一个服装流派，是一种产业型集团，她长期以师徒传授关系，确实推进了民族服装事业的发展，但她又以新的传承形式扩大生存空间，代代相传延绵永恒。红帮以她精湛传统技艺，立足生存求得发展，以敢于争先的创新精神创造明天的领先。红帮以她丰富的民族内涵的浓浓情商，情系天下，服务大众，回报社会，对人类文明不断再创造。

文化的盛兴，被称之为繁荣，世代的铭记被称之为永恒。盛兴百年的红帮服饰文化，她将使奉化的服装业乃至中国的服装业恒而久之。